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如期举行，在人民的欢呼声中，毛主席来到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新中国成立了。毛主席短短二十二个字雄浑有力，标志着一个崭新的东方大国，即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建国初期，一个刚刚结束硝烟战火的国家百废待兴，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但也清醒的认识到复兴的道路必然不会一帆风顺。在国内，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反动势力四散在各地，退守台湾地区，随时准备起兵反攻。

  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拒绝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性。

  总之，建国后的革命道路依然任重道远，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秉持着建国前的革命精神，为新中国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经济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首要难题，由于连年战乱和国民政府的敛税剥削，中国陷入一片经济泥潭，据统计，当时的农民除去所有必要支出，实际平均每人每年口粮只有100公斤左右。

  可以说在这样一种特殊时期，无论是谁都不能从共克时艰的战役中脱离，就连毛主席等领导人都保持着革命年代艰苦朴素的节俭作风，身体力行，集个人之力促进新中国的经济发展。

  毛主席还积极地带动家人一切从简，毛岸英结婚时的婚礼非常简朴，作为主席的儿子，新人没有像样的礼服，婚宴也只是湖南老家的家乡菜，但毛岸英并无不满，他深刻的明白父亲的大国担当。

  然而，党中央所提倡的节俭作风，并未在全党得到一定效果贯彻，一些党员从硝烟战火中来到和平年代，失去了枪林弹雨的磨砺，他们的心态与信仰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为革命的奉献精神转向了好逸恶劳、贪图享乐，从为人民大众的解放而战却转向了为自我利益而战。那些曾经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革命者如今却因一己之利，正一步步背弃了革命、背弃了人民。

  起初，这样一些问题都在各种小范围内翻腾涌现，谁也不知道事态发展到什么程度，直到毛主席下定决心彻查腐败现象，问题涉及面之广、严重程度之深、影响之恶劣才令全国震惊。

  1950年2月27日，毛主席访问苏联后回国，便打算在东北沿线稍作停留，顺路考察东北的工业基地，通过与苏联对比研究，为新中国制定更清晰的奋斗目标。

  哈尔滨，作为考察的第一站，松江省和哈尔滨市领导得知毛主席和周总理将来视察，同行者还有一道回国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便决定盛情款待。

  随着一道道珍馐美味不断被推上餐桌，省市领导如献宝般的一一介绍，毛主席的眉头紧锁，但介于外宾在场，不便发作。

  面对眼前琳琅满目的美食，毛主席只尝了其中的两三道菜。饭后，毛主席对时任哈尔滨市长的饶毅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祖国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

  当晚九点多，应市委领导的请求，毛主席思忖片刻，留下了“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的题词。

  然而在长春，一下火车就让毛主席感到诧异，街上空无一人，在毛主席的逼问下，他得知自己此行沿途都实行了，禁止老百姓出门。此举令毛主席愤怒不已，当即下令取消。

  1950年2月27日，主席访问苏联回国后视察了哈尔滨机修车辆修理工厂

  可令毛主席万万没想到，他刚刚在哈尔滨强调避免大吃大喝，一席人又在沈阳遇到了更甚于哈尔滨的奢侈歀宴。同样是因为外宾在场，毛主席除了向胡志明等人碰杯，喝了些葡萄酒，吃了几根青菜以外，就在一直抽烟。

  宴会一结束，毛主席就组织地方领导来到会议室，以一种极其失望的口气批评道：“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

  经过此行，毛主席深深认识到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已到了不得不刮骨剔肉的地步。

  第二天，毛主席就在干部会议上引经据典，借用了李自成和刘宗敏的经历，他尖锐地指出：“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别学。”

  明朝末年，李自成率军一路势如破竹，直取北京，推翻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政权。入城之后，李自成再三下令要求严明军纪。

  刘宗敏作为农民起义军中的一员猛将，曾立下赫赫战功，入城后却迅速腐化，以暴力手段搜刮民脂民膏，贪于享乐。

  李自成多次劝阻无果后，这种风气立即蔓延至全军。没过多久，农民起义军就迅速沦为，民心尽失，也为后来大顺政权的覆灭埋下伏笔。

  毛主席想借这个例子告诫在场的党员干部，要警惕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绝对不可以走背弃人民群众的道路。

  但是这样一场局部性的讲话并不能缓解毛主席心中的忧思，要知道如今才建国几个月，革命队伍中就已经卷起了奢靡之风，而且还是在组织纪律严明的哈尔滨等地，那么另外的地方的党员干部呢？他们能抵御住糖衣炮弹的侵袭吗？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第二年10月份，毛主席又在政协会议上公开号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几天后，高岗在东北局党员干部会议上作报告，阐明了增产节约与反贪污斗争之间的联系，第一次明白准确地提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概念。

  阅读报告后，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推行“三反”能够有效解决政府部门中各级干部贪污腐化的问题，并与厉行节约达成相辅相成的作用。

  于是毛主席立即作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重视东北局所提出的各项经验，将关于“三反”的斗争进行到底。

  而对大多数人而言，仍保持着对我党的高度自信，甚至当时的《人民日报》在其发表的社论中断言，的主体是“承袭着反动派的贪污作风”的留用人员，他们“占了全部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九”，只有1%的“参加革命较久的人员，因其政治品质恶劣，未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彻底克服贪污腐化思想。”

  中央各部率先向中央作出报告，初步估计，贪腐人数通常占机关总人数的30%到40%左右；11月28日，华北局报告，华北全区仅今年上半年就处理了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案件531人；河北省委纪检委称仅今年九月的贪污案件就有102人。42人被判死刑

  其中，太原市区委领导赵城、任华等人联合，盗用国家资源共约折合米麦八万九千余斤，并勾结私人资本家，担任多家公司的董事长；山西交城县长孙进才等人编造假账，诈骗国家小米71万四千九百余斤。

  贪污腐化分子并不限于政府基层，腐败的恶劣程度远超出毛主席的预料，一件大案的发生更是让毛主席痛心疾首，甚至提出“有些员比还坏”的严厉批评。

  刘青山和张子善均出生于河北的贫困家庭，从小见识到人民生活疾苦，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于是在党的感召下，年纪轻轻投身革命。

  随后的20年中，他们在河北等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动荡时期，伴随我党历经艰难岁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无数丰功伟绩。

  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双双被党组织委以地方重任，继续为党和人民造福一方。

  张、刘二人在天津任职以后，首先一改往日的节俭作风，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有着极高要求。

  刘青山在任职天津地委书记期间，很少有人看到他在办公的地方。多数时间，刘青山居住在城内一栋二层小洋房，里面摆着铜丝床和大衣镜，木质地板擦得极亮，装修非常考究。

  昔日的战友上门拜访刘青山时，往往都会被他吓一跳，此时的他通常穿着一身毛料西装，脚下是一双锃亮的皮鞋，派头十足，一点不见老革命家的风范。

  刘青山出行时，也只乘坐天津地委的一辆吉普车，俨然是专为他一人而配备。后来，贪婪成性的刘青山又盗用公款3亿多元（旧币，1955年1块钱相当于1万元旧币），从香港购置了两辆美国高级轿车。

  与刘青山相比，张子善的奢靡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衣服不是细布便是皮草，一个月要抽七八条高档香烟，出行必定是乘坐轿车。

  随着优越的生活条件无法再满足张、刘二人的贪念，二人开始在国家的生产运动上搞小动作。

  生产运动是一项国家在特定时期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实行的应急措施，而张、刘二人却把它当作了自己的生财之道。

  就在案发前七个月，刘青山与女商人张文仪，张文仪在刘青山的暗中帮助下将一批复写纸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再由吉林驻天津推销处供销科长安排以更高的价格购入这批复写纸，一买一卖中便可以凭空赚取1.3亿利润，而此科长正是张文仪的丈夫。

  1950年的夏天，天津发生了一场洪灾，河北省政府决定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洪涝，这本来是一个应对灾害的好办法；然而刘青山强迫河工供应站将工人的饭菜涨价，甚至用坏粮顶替好粮，从中获利，置灾民生死于不顾。

  除此之外，刘、张二人还骗取银行贷款、盗窃国家各项拨款等总计170亿余元。

  刘张触碰法律底线，随意践踏人民军队的革命成果，为何二人会如此肆无忌惮呢？难道他们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是背叛国家背叛人民的吗？

  究其根源，有一种居功自傲的心理在作祟，刘青山常说的几句话是：“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

  刘张二人忽视了一个事实，革命的成功乃至新中国的建立绝不是某一人、某群人的功劳，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任何人想把人民群众的伟大成就挂在自己身上，逆时代潮流而行，都是完全不可取的。

  在天津地区，刘、张二人更是害群之马的角色。在二人的影响下，天津政府和党组织内广泛存在着攀比、摆阔、献媚的风气，影响党的形象，动摇群众的信任。

  刘张二人曾自诩“刘青山思想”、“英明领袖张专员”，在工作辖区内，要求下属将自己的指示当作金科玉律，任何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都会受到打压排挤。

  1951年，赴任天津行署副专员的李克才受到了刘张二人的“优待”。那时，李克才的妻子怀孕，张子善送来了200万元，美其名曰给夫人的补品费。李克才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张子善在平日里的所作所为被李克才看在眼里，于是李克才劝张迷途知返，不要越陷越深。

  李克才推脱了几次后，刘张二人明白此人是个硬茬，便在生活与工作中实行排挤，企图将李克才调离天津。

  李克才与遭受了打压就偃旗息鼓的同志不同，他一直希望以自己的力量挽救刘张二人，但后来目睹了他们的罪行，甚至在救灾过程中漠视群众生命，李克才知道这二人党性已经变质，便下定决心铲除这两颗滋生在党内的巨大毒瘤。

  李克才来到河北省检举二人时，却不断遭到刘张二人的拦截，最终因为利益关系李克才受到警告，但其中的一些证据还是引起了河北省委的格外的重视，经过慎重考虑，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张二人的工作。

  由于刘青山和张子善都不愿放弃他们在天津经营多年的势力，都希望自己能留下，而让对方调任，于是两人便心生隔阂。

  刘青山尽管万般不情愿，终究是被调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则被调任天津地委书记。

  选择留给了李克才，他知道刘张二人的调任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中国境内，仍有一些群众会遭受他们的剥削。思前想后，李克才决定冒着被诬陷反党的风险进行公开检举。

  1951年11月21日，河北省委的第三次党代会召开，面对800多名会议代表，李克才挺身而出，详细阐述“三反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公开检举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罪行。不久，张子善、刘青山先后被捕入狱。

  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没形成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对于革命功臣，建国后的高官，具体该如何来处理，谁都无法给出明确的说法。

  最终，当张子善、刘青山将被处以死刑的消息传开，引起社会各界的震惊，尤其是曾与二人一起出生入死的党员干部，感到十分惋惜。一些人前去向主席求情，其中也包括天津市委书记黄敬，但都被警卫员告知，凡是求情一律不见。

  毛主席的态度十分坚决，他曾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机会拯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一个道理。”

  在抓捕过程中，有一件事表明毛主席为了纠正党风不计代价的态度和破釜沉舟的决心。

  12月2日，刘青山在天津的小洋房内被捕，此前他刚刚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并被选为常务理事。有人担心出席了国际会议的高官被捕，会给才成立不久的共和国带来负面影响，便建议在报道中将“刘青山”的“青”更换为“清”，让别人以为是两个人。

  这条建议遭到毛主席的严词拒绝，他说：“不行！这个三点水不能加。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广泛宣布，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的那个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不得不说，建国初期毛主席发起的整顿运动是极其彻底的，部分干部的贪腐金额较小，还具有指导教育的可能性，但在严肃党纪的环境下，必须实行更加严厉的处理。

  这场运动的成效十分显著，期间有850万至900万名官员接受审查，接受信处分警告的官员占4.5%，查处贪腐金额在1000万以上的官员超过10.5万余人。

  经此运动，我党组织内部得到净化，从根本上扭转了党风党纪，纠正了建设新中国的航向，成功保卫了无数革命战士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成果。

  虽然早有预料，可当宣判了死刑后，张子善还是双腿一软，从两个民警的臂弯里滑下去，要知道他曾是面对敌军的严刑拷打都宁折不弯的汉子。

  刘青山茫然的环视四周，似乎如梦初醒，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在这里，随后无力地垂下头，嘴里自言自语道：“拿我做个典型吧……”

  同时，被彻底清查的这一大批贪腐官员中42人被判死刑，上万名贪官锒铛入狱。

  此案经过广泛报道后，百姓都知道中国不徇私枉法，对贪腐罪行毫不留情，从而赢得了全国人民对党的集体拥护。此案同样令世界震惊，并极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香港一家报纸曾惊呼：“杀了！”

  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日侨小川维熙称：“看到报纸发表天津的贪污案后，感到与其他政党不同，伟大之处，是对不法分子不管他地位多高也要依法惩办！”

  1949年建国以后，毛主席等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此一生都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殊待遇。

  可总有人在享受胜利果实时投机倒把，张、刘二人在得权得势后，妄图窃取属于党和人民的劳动成果，置国家与人民而不顾。

  幸好毛主席明察秋毫，及时遏制地方问题，普遍审查连锁问题，清除了党内的腐败分子，这才让新中国焕然一新，继续朝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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