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法报纪录 “鸟枪换炮”与“十八般武器” —一个老记者在改革开放中的经历

  庄电一光明日报高级记者，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来，采访足迹遍及全国近20个省市自治区，已出版《悠悠我心》《艺苑飞鸿》《记者的天空》《这方水土这方人——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庄电一笔下的宁夏》（上、下册）《胜日寻芳——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庄电一踏访神州记》《记者的感悟》《记者的眼力》《满眼风光》（上、下册）《青山明月不曾空》《风沙过后是“黎明”——庄电一十访盐池县黎明村见证的奇迹》《撩开神秘王国的面纱》11本书。

  我是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乘着恢复高考的春风，重新走进课堂再续学业的，我又是在新闻事业空前繁荣、各类媒体相继诞生时跨入新闻界，成为一名驻站记者的。

  当记者30多年，我记录了时代的发展，也见证了通讯的变化，自己也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随着通讯手段的提高而提高。

  1985年7月，我通过公开招聘考试从师范教师转为党报记者，成为光明日报常驻宁夏的记者。那时，写稿没有电脑，每一篇稿件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用笔写出来的。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原稿丢失的损失，便买来成本的复写纸，稿件要垫上复写纸抄写，写每个字都要多用一些力，所以写稿速度也难以加快。正常的情况下，我都是先打草稿，然后再往有格的稿纸上抄写，既费力又费工。一般的稿件，都是平信寄往远在北京的报社，很重要的稿件就寄挂号信。稿件寄到北京通常要五六天，有时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也就很难保证时效了。遇到重要的当日新闻，就要发电报了。因为当时光明日报没有在银川设印点，银川看到的光明日报是在北京印、由火车运过来的，所以要到第二天下午才能看到，其它市县还要更晚。

  173，是我至今仍然铭记的手机号。记得当时与报社联系很不方便，打长途更是常常考验人们的耐心。先要跟本地的电信局联系，电信局叫通了对方的电话，才能跟对方讲话。遇到线路繁忙，两三个小时都接不通，真是急死人。为了及早通话，我上午一上班就挂电话，但有时到了中午，电话还没有接通，只好通知电信局销号。后来，电信局开通了173，打长途情况有所改善。客户先拨173，通了之后，就可以拨自己想拨的手机号了，与报社直接通话就节省了不少时间，但因为打长途还是受到许多限制且收费较高，所以我很少打长途，有时一个月都不打一次。

  0342，也是我直到今天还牢牢记住的数字，因为它是光明日报的代号。用这个代号，只占一格，也只按一个字收费，否则，写“光明日报”就要按4个字收费了。因为经常到银川的邮电大楼发电报，我仍然记得发电报的收费标准：一般的电报，每个字收费7分5，新闻稿享受特别优惠，每个字只收2分5，就是这样，如果发一份上千字的新闻稿，花费也是很可观的。所以，不是特别急、很重要的稿件，我是不用电报发的。那时，我经常往位于银川市中心的邮电大楼跑，也成为那里的常客。一般电报稿，发到报社需要6个小时，加急电报也需要4个小时。下午举办的活动，如果不抓紧时间第二天就见不了报。所以，我常常在活动现场就急不可待地写稿，不等活动结束就提前离开，废寝忘食也是常有的事。就是这样，有时也会因为晚了几十分钟而错过了时效，有的稿件仅仅因为晚发了那么一会儿就无法与读者见面，所以我总是尽量往前赶。记得1986年7月的一天，首都博士讲师团来到宁夏，我当天下午参加完活动就回办公室写稿，然后马不停蹄地到邮电大楼发稿，做完这一切已是傍晚六七点了，我估计已错过了报社截稿时间，内心不免有点沮丧。不料，光明日报第二天竟在头版突出位置登出来了，第三天，人民日报又做了转载，我为此兴奋了好几天，觉得付出有了丰厚的回报。为了给报社节省发报经费，我每次发电报稿都是先打好草稿，然后字斟句酌，竭力将没有实质内容、可有可无、可留可不留的段、句、词删掉，以求节省费用。这倒让我注意炼字炼句、不说废话套话，提高了文字基本功，也算是个意外收获吧。为了发稿方便，我一下子买了五六本电报纸，每次发电报，都是在办公的地方把新闻稿抄到电报纸上，然后才去发电报。因为电报新闻稿越发越多，我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也慢慢变得高，涂改和重写的情况也慢慢变得少。

  没想到，我购买的电报纸没过多久就变成废纸了，因为报社为记者站配备了日本产的三洋牌电传机。但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广泛使用程控电话，打长途也极不方便，有时好不容易接通了，却因线路不好而难以传稿，有时传着传着就传不动了，将G3变成了G2，传完一张稿子要用几分钟，让人很着急。有时感觉已将稿件传过去了，但实际并没有传成功，直到对方打来电话，才又重传。记得有一次在报社开会，记者部主任提示警醒我们：电传机使用的是进口热敏纸，不但很贵而且不易保存，字迹不清还得重传。一篇长稿，常常要用掉半卷热敏纸，所以，如果是长稿、如果不是急稿，最好还是邮寄！

  不久，更为先进、功能齐备的传真机不断投放市场，用传真机传稿也慢慢变得顺畅，我就不再邮寄稿件了，几乎全部在传真机上传稿。由于写稿越来越熟练，我练就了一个功夫：不打草稿，直接将稿件抄写在稿纸上，且几乎不做涂改。当然，这样要先打好腹稿，成竹在胸才动笔，每一句都要精心推敲，想好一句写一句，不能写了再涂改，写了半页再撕掉。虽然成稿要慢一些，但比写完草稿再抄写要快得多。记得当时报社印制的稿纸每页有400个格，非常好用，即使是长稿，也用不了几页稿纸就写完了、传完了。

  这种情况，我坚持了约有七八年。1999年，光明日报给驻站记者配备了电脑。此前，我基本没有接触过电脑，也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一时间，还不太适应，“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还是习惯于用笔写稿。经过几个月的过渡，大部分记者都能用电脑写稿了，报社提出不再接收手写稿，我才开始用电脑写稿。虽然是自己摸索，但也慢慢适应了，渐渐体会到了电脑写稿的诸多好处。至于发稿，那就更便捷了。最初，报社在电脑上安装个“超级终端”，只要一接通，马上就可以发稿。此后，报社又几次更新投稿系统，不但能够快捷发稿，还能够知道自己的稿件是否被取走、是否被编辑、是否刊登及刊登的日期和版面。很快，原来的电脑就落后了，报社及时进行了更新，后来使用的第三台电脑也早该淘汰了。

  从写字到“打字”或“敲字”，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现在，又有了新的文字输入方式，无需“打”、不用敲，一张口就有文字记录下来。新技术的更新，真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了。

  过去，我只给平面媒体发稿，发稿渠道单一。现在，发稿途径慢慢的变多，既可以给报刊发稿，又可以给网络发稿，网上发稿渠道也慢慢变得畅通。过去发稿，一般记者只发文字稿，现在不但可发文字稿，还可以发图片、发视频，连航拍的无人机都装备上了。过去发出的稿件，新闻价值高的、能被电台、电视台和其它报刊转播、转载很有限，转播、转载量也很有限。现在，除了能继续被那些传统媒体转播、转载外，还可以在网上被大量转载、无限放大，进而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产生更长远的影响。我自己就有被上百家网站转载的稿件，还有被全网转载的稿件。一篇稿件，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提高一个记者的知名度。

  也就在这一段时期，新闻事业空前繁荣。光明日报的发行量也逐年增加，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分印点相继开印，包括银川在内所有省会城市的读者都可以在一早就看到当日报纸了。

  2002年，我在《力争当“全能记者”》（载2002年第二期《新闻战线》）中提出，记者要当“全能记者”，既要会写新闻，又要会写评论、还能研究新闻业务，“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各种新闻体裁，既要成为新闻的实践家，又能成为新闻的理论家。我自己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随时代进步，也成为我的职业理想。30多年来，我除了采写5000余篇消息、通讯外，还写了数百篇评论，我还成为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应邀为高校在校生、新闻单位的编采人员和各个系统所办的通讯员培训班讲课达数百场之多。我出版的11本书中，有3本是探讨新闻业务的（《记者的天空》《记者的感悟》《记者的眼力》），自我感觉，还没有被快速的提升的时代甩掉。

  我虽然提出要当“全能记者”，但自己并没有真正成为“全能记者”。现在看来，我当年提出的“全能记者”，只是记者的“初级阶段”，已经不能适应融媒体发展的需要了，又有新的“十八般武器”需要年轻一代记者掌握。若不想当“短腿”的记者，那么，需要学习的东西就太多了，而我自己真的跟不上形势了。

  改革开放40年，是我们国家发展最快的40年，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这40年，我国每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讯的发展变化只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与通讯打交道较多的记者来说，我感谢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也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领略了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便捷。我庆幸自己生活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也为自己投身其中、取得一点进步、做出一点贡献而感到欣慰。